一分流水: 夜行船－－读悟

人生失意无南北

Sat, 16 Aug 2008 14:21:10 GMT

　　原本差不多是一则几近于无的记载。

　　《汉书》里的《元帝纪》与《匈奴传》，只是草草地记了这么一个事件：竟宁元年的时候，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汉元帝将宫女王昭君赐与其为阏氏；远嫁后的第三年，呼韩邪死，昭君复嫁呼韩邪之子复株絫单于，前后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也许史书的作者关注的焦点是帝王的业绩和当时的民族关系，而这次的和亲只是汉朝政府对匈奴的普通赏赐，挑选的对象也不是宗室女子，因而该女子的情感遭遇乃至于最终归宿，并没有多作交待。然而正是这则极为简单的记载，引起了后世人们广泛的兴趣，诗词文赋，戏剧小说，音乐绘画，承载着创作者的情绪理想和道德评判，自汉至近现代，作品难以计数。有人统计，单著名诗人咏昭君的诗作，晋至近代就有 770 余首。

　　非常有意思的是《后汉书》。范晔写《后汉书》，离昭君出塞已过去了四百余年。《南匈奴传》里多了一些情节，说昭君于宫中多年，未得见君王一面，心生悲怨；元帝遣宫女嫁匈奴时，其主动请行，临辞，“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又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还说，待呼韩邪单于死，昭君上书汉廷要求回归，然成帝令其遵从匈奴习俗，于是再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的儿子。虽为史书，《后汉书》的这番记载不免是有些可疑的，一是其史料上的凭据不足，反倒是受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影响痕迹明显；二是其叙述太过传奇色彩，主动请行、竦动左右、帝不能自持云云，恍若小说演义，尽管纪传体的史书也是不排斥人物与场面上的虚构的。

　　要说“主动请行、竦动左右、帝不能自持”这样的情节，我倒是非常喜欢相传为蔡邕所著的《琴操》。说王昭君十七岁时被其父亲献给孝元帝，在后宫居五、六年之久，未得宠幸。昭君心有怨旷，愈发疏于修饰，也愈发不易为元帝发现。后匈奴派使者朝贺，元帝欲遣一人外嫁单于，询之于后宫佳丽。王昭君盛服靓妆，款款而出，谓：“妾在后宫已久，粗鄙丑陋不合陛下的心意，愿意听命前行。”元帝视之大惊，良久叹息：“朕已误矣。”这段描写十分好看，人物情态，宛然在目。故事后面还有一个尾巴，说的是单于死，其子立，按匈奴习俗，父死妻母。昭君问之：“汝为汉也？为胡也？”对曰：“欲为胡耳。” 于是昭君吞药自杀。塞外多白草，而昭君的坟茔，草色独青。

　　故事源头的素材就很好，加上空白点多，生发演绎的余地十分大，于是，宫廷，爱情，嫉怨，荒漠，陋习，死亡，还有画师的阴谋，等等，接蹱而来。读了不多的关于昭君出塞的诗词剧本，想知道后人是如何揣测昭君赌气自荐后的心理状况的，奇怪的是看不分明。人们花了不少的笔墨，去铺排漫漫黄沙中的思亲念远，去想象异域环境中的人际关系，或借此对各个时期的和亲外交作价值评判，而更多的则是借此抒发人生十之八九的不如意。傻傻地想，出于意气的一个举动，却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消化它，会是怎样的呢？大约也如世事流转，祸福难定吧。至于文字上少见其悔抑未悔的描摹，也许是因为，由争宠而怨恨，由怨恨而自弃，于传统观念上，总显得不大正，况且怨恨的对象，是天王老子爷的君主，况且文人又常借昭君，写的是自己的肝胆。

　　就昭君诗而言，较早时期的作品还是比较多地关注故事主人公的遭际，写她在异域生活中的隔膜与忧伤，如沈约《昭君辞》中写：“日见奔沙起，稍觉转蓬多。胡风犯肌骨，非直伤绮罗”，石崇《王明君词》中写“异国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未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都可以说是体贴入微的。也有涉及对人物“被遣”心理的猜想，如“昭君此时怨画工，可怜明月光朣胧”（李如璧《明月》），“一朝掩面辞君去，始悔无金买画工”（曹勋《昭君怨四首》其三），但这种“怨”与“悔”也只是在对画工的态度上，而对于君主，则多是念念不忘，情深如海的，“此生失意甘远去，此心恋旧终怀归”（王炎《明妃曲》），而最显耿耿贞心的，当推白居易十七岁时所写《王昭君》：“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到得后来，昭君这一形象越来越脱离原本的故事框架，成为人们思考人才环境、宣泄政治情感苦闷的一个载体。昭君美艳，象征着士人的才华，娥眉遭妒，似乎又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小人作梗，君主耳目不聪不慧，也成了这类咏叹中绝不缺少的话题。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一句大体概括了这种政治环境，而白居易《昭君怨》“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则将这种愤世之慨，说到极致。

　　非常喜欢王安石的两首《明妃曲》，“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将人的思维，拉出了习惯的轨道。由画来定夺人的取舍，是规则的错而非画工的错，何况人的意态，又岂是画能摄得了的？汉人未必不寡恩，胡人也未必不情深，只要相知在心，又何必在意塞内还是塞外呢？见“相知”二字，瞬间想到“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感慨昭君若能于天涯觅得识琵琶者，也是幸事一桩。只是人们观念中，昭君的故事被套入了君臣的格局里，王安石的演绎难免遭到责难：“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

　　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武陵的那一头

Sun, 15 Jun 2008 08:35:55 GMT

　　一种社会形态被凝缩成概念的标本，抽取其事实上缓慢演变的态势，像案头可把玩的物什一样加以审视，这个“乡土”所呈现出来的结构、秩序，以及温情与淡漠，倒着实令人向往。

　　早时读《诗经》，注意过其中浓浓的乡土情韵。后稷出生，天赋神艺，田地里的活计无师自通，“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整齐的韵律所承载的自豪与夸耀，十分明显。徭役与战争，总是人们额外的负担，因为它们与田园荒芜、父母难以奉养联系在一起，出行杨柳依依，归来雨雪霏霏，诗里怎么也找不着俄底修斯般冒险者的快意与荣耀。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写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作者进行了脚踏实地的乡村调研，以实事求是的作风与文风，分析了基于乡土的中国社会状况，以及民族的性格与精神。感觉那时的调研，已是应着现代文明的需要，在与异族文化的比照当中，用类似于诊脉者的视角，探讨这些特征对于未来长足的发展，可能带来的阻力。

　　很难说哪一种生存模式是绝对好的，大凡生存的物质环境与群体生活秩序、人际关系、道德信仰等同步协调，这样的模式总是相对理想的。在资源匮乏的农业时期，知足安分克己的文化心态及与之配合的社会结构显示出一种艺术化的和谐。当然费先生在书中所描摹的乡土形态，对于即便是六十年前的“急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而言，也已然是有了距离的。

　　这里的“乡土”是粘附于土地的，空间上缺少流动，人际上相对孤立和隔膜。小圈子内部，由于熟悉而亲密，由于亲密，彼此的受授可以无须律条、契约的拘束。甚至于可以无须文字，无须语言，眉目肢体差不多就能够传情达意。

　　这里的“乡土”是自足自满的，以“己”为中心，由生育、婚姻、地域等结成人伦纲纪的网络，也因之诞生与此相合的道德规范：克己修身，孝悌忠信。

　　这里的“乡土”是从容而矜持的，夫妇相敬，子女服从，分工合作，闲话少说。男女之间，情感未必紧张而强烈，但却是彼此了解且稳定，不强求对方的心理契洽，于淡漠中呈现出一种绵长的温情。

　　这里的“乡土”是讲求经验和常礼的，一切依照既成的习惯去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种习惯似乎带有天然的魔力，人们对此抱持敬畏之心。

　　这里的“乡土”是不执着于是非而自有是非的。儿子做了坏事，父亲得受处罚；朋友间需要互欠人情，但又不过于欠下繁复的人情。诸如此类，其中的智慧与哲理，有着朴实的妙处。

　　只是，当时空巨变荡远了武陵的桃花之舟，曾有的模式与观念越来越显出它的尴尬。比如，由血缘、交游、地域等形成的亲密关系对于“陌生介入者”的淡漠，使得陆续离开故土从而也转化为“陌生介入者”的人群感到迷惘；而由熟人间的默契、信任衍化而来的“熟人政治”，又常常模糊公平，曲解是非，造成团体公共意识的淡薄。

　　这些都还是潜藏于观念层面的。更为触目的是西洋工业侵入对中国乡土经济的沉重打击。乡土原本就存在着土地资源的缺乏与赖以生存的人口之多的矛盾，而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现实，又使得土地耕种者交纳地租之后生活拮据；幸亏尚有家庭手工业的收入，可作为维持生计的补贴。但西方机器工业的进入，带来了中国乡土工业的衰落，从而导致农民生活近乎赤贫。要解救这种状况，不得不从将地主手中的土地交于农民、发展小型的乡土工业等方面考虑问题。费先生视野宏阔，分析深刻，书中的书生意气、人文情怀、逻辑思辨，以及漂亮的文笔，极为动人。

　　此前，几乎未有读过社会学著作，也几乎不曾关心过社会经济问题。这本书表述上的通俗顺畅，能让我站在这个陌生的园子边上稍事向内里探下头，自然是仍不敢向里迈进的。作者写作的四十年代，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社会，书中的描述与分析，有足可作为历史教本处，书中的规划与展望，今日里，有已经成型的，也有看不见踪影的。但有一点很明确，这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在速度上是远远超过了作者当时的预想。当然，社会的变迁，行行重行行，也不免与它过去的东西，丝丝缕缕地相连着，六十年前的有些负面状态，诸如城乡功能的配合、基层行政的效率、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衔接，等等，依旧有着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只有物质环境与非物质环境的真正同步协调，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美好的。

　　非常敬佩作者实地研究的科学精神，因为任何时候，空谈和官僚性的闭门造数字，都比实地研究要来得风行。这种实地研究，使作者不偏信某些权威给出的数据，同时也能从容平和地接受其他实地研究者获取的与己不同的结果。作者认为，只有大家把所见不同的事实堆积起来，我们的知识才会增加。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实地研究所得到的事实很受时空范围的限制，它们对于知识的累积而言，也是有价值的。　

　　这本《乡土中国》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同时选纳了费孝通先生的《皇权与绅权》、《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生育制度》。

此月非彼月

Sun, 23 Mar 2008 14:51:27 GMT

　　拿瞽者说事儿的，从来不少。“盲者得镜，则以盖卮”，“借听于聋，求道于盲”，“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两瞽相扶，不伤墙木，不陷井穽，则其幸也”，等等。这里又看到一则，于是不免鸣些不平。这则出自东坡的《日喻》，一位生来未见过太阳的瞽者，向人请教何为太阳，亮眼的人一会儿告诉他“日之状如铜盘”，一会儿又说“日之光如烛”。害得这位瞽者听到铜盘的撞击声，摸索到蜡烛和管状乐器，都以为是得着了太阳。实在不能怪瞽者的无知，亮眼人满不在乎的比拟，与太阳本体的差距，大矣。倚着身体视觉上的优越性，马马虎虎地指导别人，继而不负责任地评价别人，总归欠失公道。

　　顾随先生拿这则寓言作书名，《揣龠录》将作者自己比作瞽者，是谦语。当然，佛法浩荡无穷，越求甚解越难得甚解，而先生读书作文，不知难而退，却又是安分随缘，信步行去，绝不自缚自拘。藉物明心，依境说禅，烛也好龠也罢，自有其灵其妙，不曾辜负太阳了。

　　好比月亮。天上一轮真月，为第一月；人眼中所望、口中所说着的，为第二月。禅是第一月，说出来的禅总是第二月。无论说禅的人，是口若悬河，还是惜字如金。第一月，是得下功夫去体认的。

　　有人因避“道”字讳，将《道德经》的首句读成“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令人喷饭；然而顾先生讲，这个避讳替代的读法又歪打正着地揭示出“道可道，非常道”这话的奥妙。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大凡“道”与“法”，与天地合一的东西，都与天地一样处在流转变化之中，难以涵盖难以描全，语言在它面前，太过力不从心。文殊问“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维摩诘默不作答，文殊对此无比赞赏。但是不可说的，又为什么非要摆出说的意思来呢？若是干脆不说，不提，连想都不想，那么所有的接受、排斥、体察、觉悟、升华之类，也就无从言起了。可见“道”、“法”，又与日间物事一样，无心人讲话，最怕有心人听去，却又正要有心人去听。何况讲话者，是有心人呐。

　　因此又何妨一说？第二月就第二月好了。说的人不妄自菲薄，听的人不画地为牢，也是一桩子功德。已得着禅、得了第一月的人，是到了家的人，他们口里说的，都是屋里的事；而屋里的话题，屋外人听来，或许一时半会儿还悟不到。正路途上走着、还未到家的人，离第一月尚远，但口里说的，是途中的事情，已到家的人自然用它不着，但对旅行者而言，未尝不是绝好的参考。所以，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说的。

　　说者说之，听者能否与之打成一片，另当别论。天下之学，莫过于学禅，信之，疑之，悟之，全在于自己。旁人无法代劳。日久月深，也许可能得着，心花顿开；也许终无机缘。读《揣龠录》中《无》一章，“有”字“无”字，“空相”、“实相”，缭乱缤纷，毫无心得。古人学书，能于公孙大娘舞剑处悟得笔法，学禅亦如是，百草头上祖师意，得着得不着，便是佛也帮不得你。毕竟，学书的若真以为舞剑等于笔法，天天觑着剑舞，倒八成学不成功。

　　“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恶兽，怨贼”，欲求心空，唯杀去种种妄念。

　　奉先深禅师同清凉智明禅师到淮河，见人牵网，有鱼儿从网中透出。深禅师称赞透网之金鳞曰“俊哉”，智明禅师则云：“虽然如此，争如当初不撞入网罗好？”深禅师说：“明兄，你欠悟在！”智明禅师一直想到半夜才领会过来。智明禅师最终悟到了什么，禅家绝对不会明说的。顾随先生言，幸亏智明禅师那一问，才使得自己如金篦刮目。那么顾先生于此悟到了什么？他也没有明说。倒是他的弟子叶嘉莹先生，在某处有个解读：“盖因为未撞入网的鱼，对于网并没有必然能脱出的把握，唯有曾经撞入网而又能脱出的鱼，才真正达到了不被网所束缚的境界。”至于这种解读是不是深禅师亦或智明禅师的意思，是不是顾先生的意思，实在也不得而知。

　　学禅忌讳拘泥于句子，而似乎并不怕疑着。吾非学禅之人，虽然也常常疑着。从网罗之中脱出，竟较之于未落网罗者更好些？叶先生的解读有些道理，只有曾经入过网，才知道什么叫束缚，什么叫脱出束缚，也才能感受自己在脱出束缚时瞬间的真正一跃。只是，网里网外，有多大区别？水域也未尝不是一张网。何况，今天脱了网，未必能保证天天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再者，那网若网走了曾经相聚的彼此，看着朋辈们“昼游乎江河，夕调乎鼎鼐”，这条透网之鳞会不会悔了当初那一跃？不过，若如此一纠缠，则早已死于句下，此处说的是金鳞却又非金鳞。一个“俊”字，道的是境界，非吾能言也。

　　我于禅，有个完全不明白的道理。人生有种种困惑，种种苦难，是想明白了能够解脱呢（姑且不论是不是有可能想明白）？还是压根儿不去想它反倒能得解脱？若说动脑筋想想是个好事，那又为什么说杀去妄念、心空方是好？若说驱去妄念，将清静留下，然当万念涌动时，我怎么知道哪些个需要驱除，哪些个该要留下？而且为解脱时念叨的清静，往往并不那么清静。《圆觉经》曰：“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由坚执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远离为幻，亦复远离；离远离幻，亦复远离；得无所离，即除诸幻。”当我觉得一切皆虚幻，说明我尚在虚幻中；当我觉得我已能摆脱什么，甚或觉得已远离虚幻，说明我仍在虚幻中，因为这种“觉得”本身也是虚幻。因此我难以想象“得无所离”的境界是怎样的，更难以想象入了那种境界的“我”是怎样的。而且回过头来，我又会困惑我为何去求那种境界。　

　　顾随先生文字，恣肆汪洋，神乎技矣。

笔记的笔记

Wed, 02 Jan 2008 14:56:48 GMT

　　“鬼灯一线，露出桃花面。”很早的时候，有人告诉说这是很恐怖的句子。不以为然。实则未将“鬼灯”二字纳入眼耳，倒是桃花人面，给了无穷的遐想，分明春风庐侧奉茶待客的素裳佳人。顾随先生称之“恶劣”，不知因何。而另一首诗：“耶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枫几回落。当日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看。”顾随先生说，此虽亦鬼诗，但并不恐怖；我读之，如聆月夜荒郊渺远的吟唱，阴冷碜人之气，不可磨灭。

　　《顾随诗词讲记》是叶嘉莹先生当年听课笔记的整理。叶先生追忆顾先生的授课风范，颇令人神往。说顾先生讲课有两个特点，一是凡书本中可以查考到的属于记问之学的知识，极少讲到，讲授的“乃是他自己以其博学、锐感、深思以及丰富的阅读和创作之经验所体会和掌握到的诗歌中真正的精华妙义之所在”，看似闲话，实则“见性成佛”的东西；二是将学文与学道以及作诗与做人相提并论，主张以诚为本，以为不诚则无物。

　　诗家讲诗词，别是一番灵妙之气。虽然是授课言谈之所记，未必成体系，甚至于随性时，前后亦有不尽统一之处。顾先生言诗心诗情，教人体认、体会与体验，往往从写诗者的一面说起，由此，品诗且学诗，收益当大。比如，他说作短诗应讲究经济手腕，“诗短而有余味”方好；说人写作时不可将聪明使尽，十二分力量只使六七分的，天地宽阔；说五言诗容易看出漏洞，须酝酿到成熟，又机缘凑泊，然后发之；说诗人当能支配自己的感情，学会欣赏外物般地欣赏自己，站在一旁，看巴山夜雨如何将自己这方秋池涨满。

　　能于课堂上一一叙来的，自是名家名作。顾先生不吝啬自己的好恶评价，一褒一贬中，戥秤可见。先生说，诗里的伤感是最浮浅的，最没用的，如嗜好中之大烟，“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太过软弱，太过没出息。先生还说，人应有担荷精神，不躲避，不要去学“偶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这样的诗，人生没有闲，闲是临阵脱逃。人生不过百年，春不长久也罢，人终离别也罢，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看尽洛城花”，然后笑对东风：你不是要走吗？走吧！

　　什么叫做大欢喜，真欢喜？顾先生说，自然而然，无所用心，即是大欢喜。譬如慈母爱子相处，满心满意，毫不费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大欢喜，“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大欢喜，相较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则显局促，不平和，太用力。

　　人皆以为欧阳修词承五代风习，顾先生不以为然。他认为六一词是热烈而清狂的，即使是一些伤感词，也不乏热烈之气。而放翁诗之可爱，在于真实，在于诚，“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语虽平常却深挚动人。稼轩词的好处，在于有英雄的手段，又有诗人的感觉，极热心，极有责任心，极多情，哪怕写景，都可以掷地有声：“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

　　太白诗如何？《太白古体诗散论》里说道，太白诗高致而跳出人生，其幻想并不扎根在土地上，美则美矣，惜思想不深。写悲哀，其美往往令人忘其悲哀而关注其美，如“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之类。读者不能因作者悲而悲，岂非不太成功？李白诗有冲天豪气，然有时也不免过于夸大，浮漂而缺乏内在力。

　　老杜诗如何？《论老杜七绝》言，杜甫绝句高尚伟大，黄鹂鸣翠柳，白鹭上青天，清洁中即显高尚，“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则表现出人格的力量。打开心扉，窗虽小，能容纳西岭千秋之雪；门前所泊，乃往来于西蜀东吴的万里之船。“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纤细吗？大方！

　　吾等学诗，难学李杜，盖李杜境界，非人力可致。然可以学有真的诗心的诗，哪怕浅一些，薄一些。虽然人生最不美，人生最俗，但是这个世界还可以住，不是理想的那么好，也不像理想的那么坏，关键看人能不能调和。入冬以来最冷的日子里，走在阳光下，说不出是暖，还是寒，然而因为是往家赶，觉得格外充实。写诗也是一样，不管写出来，是欢喜，还是悲伤，只要充实，就没有白写。杜牧之，功名、热衷均可入诗，因为功名于他，是真实的追求，“为问寒沙新到雁，来时还下杜陵无”；李义山，日常的艰难苦恨，化作朦胧之美，“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因为他不仅能够欣赏日常生活，而且能够欣赏日常生活中的自己，欣赏日常生活中的艰难苦恨，然后以一种从容委婉，表而达之。

　　人生一切好的事物都是不耐久的，由于不耐久，抓不住，所以成了最美的时候；于是过去，将来，也就成了两大诗境，唯独没有眼下的。竹山词中最精致者，“人隔翠阴行”即缘于此；至于“而今”，当只有“两袖春寒，一襟春恨，斜日淡无情”了。顾先生赞赏王国维先生的“境界”说，但不认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提法，诗人以眼观物，以笔写心，岂可能“无我”？“执”或“不执”罢了。说“无我”不如说“忘我”。　

　　读着书册，似听顾先生娓娓道来。想象着先生的风神情采，也想象着弟子们会心的微笑。

董西厢

Thu, 06 Sep 2007 14:23:13 GMT

　　北宋孔三传，据说是诸宫调艺术的创始人。“三传”者，并非真名，有说是因其“多知古事，善书算，懂阴阳”而获此称。诸宫调是一种大型说唱形式，说唱相间，以唱为主，歌唱部分用多种宫调的若干不同曲调组成，以表演情节复杂的长篇故事。孔三传创作的诸宫调因文献没有记载而无可考见，今天能够见到的诸宫调，仅有三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后两部也已经是残本。

　　董解元的生平事迹亦无考，金、元时期，读书人都可被称为解元，至明、清两代，“解元”才成为乡试第一名的专称。从《董西厢》“引词”的若干曲子看，作者或是流连“秦楼谢馆”之人，“醉时歌，狂时舞”，“每日价疏散不曾着家”，“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

　　唐元稹《莺莺传》问世后，崔、张故事广泛流行，诗词及其他民间文学样式多有取之为题材的。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一方面对小说原作进行了最彻底的改造，另一方面，也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原作关于情景、人物、语言表达等诸多要素。王实甫的《西厢记》恰是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基础上的再创造，其情节发展的走向与人物形象的表现，对《董西厢》的依赖十分大。

　　人们对小说《莺莺传》颇多微词，主要是张生始乱终弃之后，诋莺莺为“尤物”、“妖孽”之举，作者显然是认可且理解欣赏的。加之元稹本人感情生活中的缤纷花絮与他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所形成的反差，影响到人们将作者与小说角色的对应，甚至怀疑作者在小说中替自己掩饰、辩解。几番读《莺莺传》，渐渐觉出小说的描述很现实，尤其可贵的是，作者一步步地写出了故事悲剧的真实轨迹。小说一开头就点出了张生的个性特征，一是“温茂”，即温和而感情丰富，二是“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前一特征使之见了光彩动人的莺莺后自然而然地“发乎情”，后一特征则让他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时时为难于“礼”与“非礼”之间。这种心理负担，不唯张生有，莺莺也有，崔母若知情，也必定为此不安。因此，当两人彻底断了音讯，周围人叹息，当事人认命，名公士夫们概也会称许张生“善补过”的。当然，除了礼与非礼的道德拷问，二人相知程度之浅，也是导致悲剧的原因。

　　如果说小说《莺莺传》的深刻之处，在于着眼关注悲剧形成的主客观因素，不无遗憾地将人们心中对浪漫的期许打碎了给人看，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乃至于王实甫杂剧《西厢记》的价值则在于否定始乱终弃的道德正当性，通过不“合礼”却“合理”的恋情表现，圆了人们一个浪漫的梦想。

　　《董西厢》在“不合礼而合理”上颇动了一番心思，而这种努力又几乎被后来的《王西厢》全盘接受。

　　之一，美的形象激起的向往与追求，合情也当合理。

　　张君瑞四海游学至蒲州河中府，普救寺偶遇天然素淡、标格独具的崔莺莺，“与那五百年前疾憎的冤家，正打个照面儿”，自此眼里心里被那人填满。虽说男女授受，不便过于亲近，但在爱情寻求较为艰难的社会环境里，一见钟情式的心灵感应还是很让人欣喜欣慰的。

　　之二，设计了许婚赖婚的情节，使得要求实现诺言成了合理的行为。

　　孙飞虎叛乱，危难之中老夫人有“继子为亲”的允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之三，张生与莺莺情意相投，趣味相合，流水高山，渐成知己，与有情人做快乐事，近情近理。

　　初次相见，是容貌气质上的吸引；听琴、寺警、赖婚之后，二人彼此怜惜，彼此欣赏，彼此难以割舍，因此终成眷属的结局既符合人物思想性格之情理，符合作品情节发展之情理，也符合作者与观众对完美人生期盼之情理。

　　之四，张生与郑恒之间人格人品上的反差对照，也使得张生成为“合配佳人”之人选，从而张扬了人们弃恶趋美的审美理想。

　　张生胸有大志，谋有韬略，彰显德行文章，还能嘲风咏月。至于郑恒，却是奸狡卑鄙小人，外形还“鬓边虮虱浑如糁”，叫人恶心，因此弃郑趋张，自是大快人心。

　　王实甫在《西厢记》杂剧里，保留了董解元的这番用心，五万余字的诸宫调换成了五本二十一折的宏篇大制。诸人各扮角色、以第一人称方式表演的戏剧，较之于以第三人称单人说唱的艺术，占了更多的优势，加之其如花间美人般的语言，令人叹为观止，于是《王西厢》诞生之后，其他西厢故事模式无奈地黯然。

　　爱读王实甫的《西厢记》，也爱读元稹的《莺莺传》。曾经觉得，元稹的莺莺比王实甫的莺莺，更是沉静缥缈委婉得难以言说，尤其是“终夕无一言”与诀别之际的弦音拂乱。相较之，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要粗糙些，但也有两个方面，读之印象颇深：一是作品风格的放旷，铁琵铜琶，有别于红牙板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二是张生形象刚强硬朗的一面，而非风魔纤弱的那种作派。元代戏剧舞台上的读书人，多愁苦不遇，怯懦无能，与时代大背景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阴影有关，《王西厢》中的张生几乎成了一种典型。

　　《董西厢》中的张生，虽说某些行为细节上稍显不妥，但毕竟展现了有主见、有气概的男儿特性。普救寺危难，法聪和尚上阵厮杀，这个段落写得激情澎湃；继而张生说是有计退兵，却又不痛快直言，待得老夫人承诺报恩，方说出给白马将军之信早已让法聪带出，援军即刻可到。这一笔，令人会心且叫绝――从容不迫，一切均在掌控之中。考中归来，郑恒已然捷足，张生无意与其“争一妇人”，这念头虽说有问题，但比之哭哭啼啼莫可奈何，也自有让人欣赏之处。

　　《董西厢》的语言也颇多妙处，如“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让人动容。

　　另举几则喜欢的曲子：

　　【太平赚】四季相续，光阴暗把流年度。休慕古，人生百岁如朝露！莫区区，好天良夜且追游，清风明月休辜负！但落魄，一笑人间今古，圣朝难过。

　　【赏花时尾】碧天涯几缕残霞，渐听得珰珰地昏钟儿打。钟声渐罢，又戍楼寒角奏《梅花》。

　　【瑞莲儿】衰草萋萋一径通，丹枫索索满林红。平生踪迹无定着，如断蓬。听塞鸿，哑哑的飞过暮云重。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几种版本：

　　1、海阳风逸散人适适子，根据张羽校本重梓本　八卷　明嘉靖、隆庆间
　　2、黄嘉惠刻本　二卷　明万历间
　　3、屠隆校本（合并八卷本而成）　二卷　明万历间
　　4、汤显祖评朱墨本　四卷　明天启、崇祯间
　　5、闵寓五刻六幻西厢本　二卷　明崇祯间
　　6、刘世珩暖红室刻本　四卷　清光绪间
　　7、暖红室校订本　不分卷　民国四年左右
　　8、陶乐勤重编铅印本　二卷　民国十三年
　　9、《西厢记诸宫调》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年版
　　10、《董解元西厢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版
　　11、《西厢记诸宫调》　张掖师专出版社　1980年版
　　12、《西厢记诸宫调注释》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13、《古本董解元西厢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关注西厢故事的源流，常听说《董西厢》，但一直未能觅到此书，铁鞋踏破。前些日子承蒙友人慷慨，得以展读。感激之情，难表也就不表了。

“且待小僧伸伸脚”（“陶庵”闲话之六）

Sun, 08 Apr 2007 07:36:33 GMT

　　南方水乡，以往出门的人离不开船。长途漫漫，宵以继昼。坐着无聊，唯以闲谈消遣。坐船的人，三教九流，富商大贾有之，文人学士有之；赴任的官员有之，投亲的百姓亦有之。于是闲聊的内容，也就包罗万象了。张岱说：“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

　　他在《夜航船》的序言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张岱曰，他在书中所记载的，无非是“眼前极肤浅之事”，希望读者“聊且记取”，以“勿使僧人伸脚则可已矣”。这也就是书名之《夜航船》之缘故。

　　然而“勿使僧人伸脚”，不至于夜航船中丢丑，则着实不易。《夜航船》是一部类书，全书分天文、地理、人物、考古、伦类、选举、政事、文学、礼乐、兵刑、日用、宝玩、容貌、九流、外国、植物、四灵、荒唐、物理、方术等二十部，每部分若干类，每类又有若干条目，大体共四千多个条目。各条目的取材范围极广，包括正史、诗词、笔记、稗说甚至俗谚、传闻等，作者抉幽剔微，不容易，读者通览以至于记取，也是不易。

　　陶庵在序中反对只记人名、官爵的“两脚书厨”，认为此与“学问文理”、“文理考校”并无益处，体现了学以致用的思想。虽是类书，从内容及编排上，也可看出作者对社会政治伦理的关注，以及对世俗社会生活的关注。涉及山川地理的历史沿革，以及历代典章文物的发展变化，帝王将相的谱牒等，无不体现出纵横的格局和气象，显现出史家的眼光和识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可读性，文字隽永简练，有小品之风。总之，这是一册可常置案头的好书。

　　余秋雨先生在其名篇《夜航船》中称此书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然而他从和尚书生的“夜航船文化”里，得到的感想却是：“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陈迹，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艘夜航船。船头的浪，泼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大，士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

　　梦中的微笑就梦中的微笑吧，反正船橹还得托付给老大。可惜的是，手头读的这本，是电子书，打不出的字均以空格替代，且保不准里头还有错字漏字。他日有缘，换一本纸质的来。

　　适才请教友人，关于澹台灭明，友人传来一些资料。澹台灭明，春秋末年鲁国武城（今山东平邑县南）人。姓澹台，名灭明，字子羽。相貌丑，品行端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后来游学于江淮，弟子多达300人，名扬各诸侯国。因其貌丑，孔子开始曾以为才薄，当发现其优点后，则自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摘几则书之条目，权作结尾，差不多都是词条常见，其意之前未得详知者。

　　【律令】《资暇录》：律令是雷边捷鬼，善走，与雷相疾连，故符咒云：“急急如律令。”

　　【雷同】《论语谶》：雷震百里，声相附也，谓言语之符合，如闻雷声之相同也。

　　【百二山河】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故曰百二山河。

　　【刻鹄类鹜】马援戒其子侄曰：龙伯高敦厚周慎，吾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吾不愿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附骥】《公孙述传》：苍蝇之飞不过数步，附托骥尾得以绝群。

　　【淫祀】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天福。

　　【初服】初，始也，谓未仕时清洁之服，故致仕归，曰得遂初衣。

　　【玉楼云海】东坡《雪》诗：“冻合玉楼寒起栗，光摇银海眩生花。”王荆公曰：“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两眼为银海。”东坡曰：“惟荆公知此。”

　　【澹台灭明】李龙眠所画七十二子像，澹台灭明猛毅甚于子路，则夫子所谓失之子羽者，谓其貌武行儒耳。

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陶庵”闲话之五）

Wed, 28 Feb 2007 15:51:41 GMT

　　余秋雨先生写过《西湖梦》，里面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多数中国文人的结构中，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确实，无须徜徉苏公堤、白公堤，无须目接湖光山色，单由那一个个绝胜处的名称，就能连带出姹紫嫣红的种种想象，由葛岭而及白日飞升，由孤山而及梅魂鹤影，由断桥而及风雨中的纸伞，由西泠而及油壁车与青骢马，以至无数。

　　张岱对西湖的名胜掌故了如指掌，曾多次在此栖居、读书和游览，涌金门柳洲亭一带还有他祖先购置的寄园。王雨谦在《〈西湖梦寻〉序》中说他“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识者，而陶庵识之独详；湖中景物真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然而写《西湖寻梦》之时，陶庵阔别西湖二十八载，年七十五岁，垂垂老矣，而西湖遭遇兵燹早已面目全非。写此书的前几年，他有两次到西湖，所见“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不禁喟叹“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

　　种种景观，唯向梦中寻取。

　　尽管陶庵说其梦中“一派西湖景色，犹端然未动也”，然这西湖的印象里，还带有昔日的心情吗？缘何陶庵笔下的西湖，独有一番寂静与幽深呢？

　　西湖历来是热闹的。《明圣二湖》一篇，将西湖、湘湖、鉴湖有的一比。有人将西湖比为美人，湘湖比为隐士，鉴湖比为神仙，陶庵不以为然：“余以湘湖为处子，目氐娗羞涩，犹及见其未嫁之时；而鉴湖为名门闺淑，可钦而不可狎；若西湖则为曲中名妓，声色俱丽，然倚门献笑，人人得而媟亵之矣。人人得而媟亵，故人人得而艳羡；人人得而艳羡，故人人得而轻慢。”

　　陶庵心痛这种轻慢。认为西湖之性情、风味，并非在于热闹；春夏秋冬，花朝月夕，晴明雨雪，都是应该善待的。他说：“雪巘古梅，何逊烟堤高柳；夜月空明，何逊朝花绰约；雨色涳濛，何逊晴光滟潋。深情领略，是在解人。”

　　《西溪》篇，也是表现了对淡妆西湖的偏爱：“余谓西湖真江南锦绣之地，入其中者，目厌绮丽，耳厌笙歌，欲寻深溪盘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当以西溪为最。”

　　深情领略，是在解人。

　　然千回百转，方能深情领略吧。

　　《西湖寻梦》不如《陶庵梦忆》具闲情雅趣，没有目莲戏，没有兰雪茶。当他面对“一带湖庄，仅存瓦砾”时，曾“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但事实上，梦中西湖并未保全。

　　灯下翻着这个册子，有些躁，少了读《陶庵梦忆》时的惊喜，以及唯恐读尽的那种感受。许与作者无关。

文之冰雪，在骨，在神（“陶庵”闲话之四）

Wed, 21 Feb 2007 15:07:25 GMT

　　“一卷冰雪文，避俗常自携”，是孟郊《送豆卢策归别墅》中的诗句。诗送高妙之人，“冰雪文”亦当指高妙之文。张岱将所选的诗文集子定名为《一卷冰雪文》，宣称“余所选文，独取冰雪”，更在于他对于“冰雪”所具有的独到体悟了。

　　粗读陶庵，体会其“冰雪”，首先在于天然、任情、活泼、自由之气质。

　　他如此解释“冰雪之气”：

　　凡人遇旦昼则风日，而夜气则冰雪也；遇烦燥则风日，而清静则冰雪也；遇市朝则风日，而山林则冰雪也。

　　此处，“冰雪”与“风日”为两种人生境界，芳华喧闹的“风日”里，入世的、求索的成分足些，而冷清甚至寂寥的“冰雪”中，内省、反思的味道则浓些。至于“夜气”云云，《孟子》中就有提及，人的本性之善在白昼为各色物欲所遮蔽，至夜间，脱去一切俗累，得以天然显现。

　　张岱的记游小品，虽不乏繁华热闹场景的描写，金山夜欢，鲁藩烟火，南镇祈梦，绍兴灯景，等等，但骨子里，却是至纯至静，是华丽后的苍凉，是供奉于心灵深处的“佛庵”。如同《西湖七月半》之赏月，不看月也不知看月的人多，而人潮退后，纵舟湖上，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的，才是真正看月的人。

　　其次，“冰雪”，在于清刚孤介、坚贞自守的人格气质。

　　人生无处不孤独。陶庵文中尽管记写了不少的相识与相知，然而这种相识相知却是回忆中的淡淡叙述，终极的孤独是挥之不去的生命体验。《湖心亭看雪》，白雪皑皑的天地之间，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种孤独，与满座高朋无一知己的那种失落的孤独不同，也与独处逆境无人援手的那种悲哀的孤独不同，这里充盈着平静与淡泊，他静静地观赏与品味着生命的景色。

　　陶庵有不少人物小品。他笔下的人物，往往社会地位不高，却智慧过人，心性高洁，性情奇特。女戏朱楚生，色不甚美，然虽绝世佳人无其风韵，“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一往情深，摇飏无主”，“劳心忡忡，终以情死”。在张岱看来，这些市井艺人不晓文墨而言语有诗意，不解丹青而举止有画意，不出市廛而心中有山林意，是可交之人，可敬之人。

　　再次，“冰雪之气”是一种艺术灵感，是鲜活灵动的艺术情韵。人们常赞赏陶庵洗炼传神的白描，赞赏他诗意而又杂恢谐的语言，大抵也与此相关。

　　《西湖香市》写喧嚣的人气，精彩纷呈：

　　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欱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

　　《噱社》中记仲容说“老年读书与少年读书”一段，亦有趣味：

　　吾辈老年读书做文字，与少年不同。少年读书，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处，一过辄了。老年如以指头掐字，掐得一个，只是一个，掐得不着时，只是白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现成文字挂在天上，顷刻下来，刷入纸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恶心呕吐，以手扼入齿哕出之，出亦无多，总是渣秽。

　　陶庵于西湖独有感情，西湖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基点，承载着张岱的家国之思，“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

人无癖不可与交　人无疵不可与交（“陶庵”闲话之三）

Tue, 23 Jan 2007 16:25:59 GMT

　　这句话是张岱在《祁止祥癖》一文里说的。说他的朋友祁止祥“有书画癖，有蹴鞠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尤爱娈童。妻子可以弃之如脱屣，那而位“妖冶如蕊女”的阿宝，他是视之为性命的。张岱由是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这话，大概能得颇多认可。人无完人，有了“深情”与“真气”作为话题，有“疵”者也该张了些底气的，谁又没有些毛病呢？再者，人们对那些貌似完美的人，或敬而远之，或警而惕之，往往不敢轻易心交深交。

　　至于“癖”，则有些不大好说。张岱朋友的断袖分桃之事，不说也罢，尽管《霸王别姬》与《断背山》里，还是演得绚烂之极。但常人所具的“癖”，是否都能说成是有深情、有真气呢？爱山爱水，爱烟爱酒，爱独处爱交游，爱上网爱写博，乃至于爱钱爱权，字面上也是可以应着一个“癖”字的。但陶庵的“癖”，显然是超脱实用与功利的“闲事”，而且其沉溺程度之深，就像阿城在《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里谈“颓废”一样，“是先要有物质、文化的底子的，在这底子上沉溺，养成敏感乃至大废不起，精致到欲语无言，赏心悦目把玩终日却涕泪忽至”，一至于达到万念俱忘的境界。张翰的“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是“癖”；王徽之的“何可一日无此君”，是“癖”；陆羽之谓茶，米颠之谓石，是“癖”；沈复在《浮生六记》里写自己爱花成癖，与芸儿自制盆景，“神游其中，如登蓬岛。置之檐下与芸品题：此处宜设水阁，此处宜立茅亭，此处宜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间’，此可以居，此可以钓，此可以眺。胸中丘壑，若将移居者然”，正是十足的“癖”了。

　　张岱在《自为墓志铭》里说自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谲谑，书蠹诗魔”。如此理直气壮地自称纨绔，不能不说是有一番霁月胸襟的。

　　诸多癖好里，“茶癖”二字实非溢美。《兰雪茶》一文，写他非但请徽州歙人来传授扚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等制茶经验，而且品茶之精，也是出神入化：煮禊泉水，杂入茉莉，“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秀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与雪涛并泻也……余戏呼之兰雪。”《闵老子茶》一文更是有趣。闵老子是一个精于茶道的怪癖老头子，70多岁了，自以为对茶的品鉴无人可比。他开始对作者的造访满脸不屑，然而高手相逢，识茶断水，几个回合，作者不仅品出茶叶的产地，且辨别出泡茶用的是泉水还是井水，使老头子由冷淡而笑，而吐舌，而说实话，而又吐舌，最后与之结为至交好友。

　　于丝于竹，陶庵造诣亦高。《绍兴琴派》写他学琴于王本吾，其师“指法圆静，微带油腔”，“余得其法，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遂称合作。”师生若干人同奏时，“如出一手”，令人心向往之，而“练熟还生”四字，则无穷妙矣。《丝社》文中说他为结丝社作小檄，中有“非关匣里，不在指头，东坡老方是解人；但识琴中，无劳弦上，元亮辈正堪佳侣”之句，令人捧卷心折。

　　《幽梦录》的作者张潮有这样的话：“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类似的表达还有袁宏道的“人情必有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奕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只是，“癖”与“寄”中的寂寞，有谁可知？雅致之美与枯寂之心或许真是难解难分？

　　张岱说：“盖文之冰雪，在骨，在神。”此冰雪，此骨，此神，不唯品诗评文吧。

痴人前不得说梦矣（“陶庵”闲话之二）

Thu, 18 Jan 2007 13:38:25 GMT

　　关于梦的经典，古来有之。黄帝梦游华胥，自是美梦一场，华胥之国的百姓，无嗜欲，无爱憎，入水不溺，入火不热，云雾不遮眼，雷霆不扰听，纯一个天堂乐土桃花源，所以才会有“分明又向华胥见”之说。庄子梦为蝴蝶，于芳丛中翩翩起舞，斑斓的翅膀在晴日的光环里轻颤，一翕一合将万事万物扇得平等齐同、浑然一体。这样的梦不恍惚，不迷惘，说的都是智者的话题。至于枕中黄粱与南柯蚁穴，虽则有些无常之悲凉，然毕竟教人临事莫贪，使人汗涔，继而悟彻。而陶庵的梦，却是迷离得很。

　　《陶庵梦忆》的自序里，张岱说了两则与梦相关的事。一则说，一个西陵脚夫替人担酒，失足打破了酒瓮，知道赔不起，便傻傻地想：“要是梦就好了。”另则说，某寒士乡试中式，正赴鹿鸣宴，却恍恍惚惚，疑其不真，用牙咬自己的手臂：“会不会是做梦呢？”作者感叹：“一梦耳，惟恐其非梦，又惟恐其是梦，其为痴人则一也。”二人俱非梦中，却又醒得不踏实；“恐其非梦”者，倚在梦的门框上，“恐其是梦”者，一只脚已探入梦的门槛内。记得我少时往往犯错，也有过“恐其非梦”的心理，甚至于还有过这样的感受：某事做得不妥，懊丧之余，侥幸地想着，这不是真的，是梦。使劲醒来，果然一梦。这算是梦得不踏实的例子了。

　　张岱在书中说到他对过去生活的悔恨时，我们分明读到了他对以往快乐的沉耽与迷恋；而当他说到快乐时，字里行间却带有自嘲、痛苦，以及由于无法逃离它们而产生的愤怒。因此，他是痴人，“痴人前不得说梦”；而这种“痴”更在于，他已从生活中醒悟过来，却于回忆与写作中，又执着地抓住生活不放，同时又为这种举动讥讽挖苦自己。

　　《方物》一篇，写到当年的口福。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秋白梨，花下藕，江瑶柱，破塘笋；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罪孽固重。但由今思之，四方兵燹，寸寸割裂，钱塘衣带水犹不敢轻渡，则向之传食四方，不可不谓之福德也。”著一“但”字，几见沉痛。

　　《不二斋》一文，以清淡之笔墨写书斋内外四时之景致，如梦似幻，然痛在末句――“思之如在隔世”一语，故国之深情，令人感喟。

　　联想起《列子·周穆王》中的“蕉鹿之梦”：郑国一个砍柴的捕杀了一只鹿，藏诸干涸的池塘里，并用柴薪遮盖好。可过了一会儿他再也找不到藏鹿的地点，于是觉悟只是个梦而已。他解嘲地唠叨着这个梦，却让路人听到了。路人依着他的话，在池塘里找到了一头鹿，带回家，告知夫人。夫人说，怕是你梦着樵夫捕鹿吧，这附近哪有樵夫。而那樵夫夜里做得一梦，不但梦到了藏鹿的地方，而且梦到拿鹿的路人，于是依梦找着了路人与鹿。二人争执不下，到士师那儿打官司。士师能判得了这官司吗？“若初真得鹿，妄谓之梦；真梦得鹿，妄谓之实。”莫非让士师也做个梦替他们分鹿不成。张炎词“蕉中覆处应无鹿，汉上从来不见花”用得就是此典。梦之难觉，可见矣。

　　清风明月，患得患失。朗月清辉之下，疑为梦境，欲臂上印个齿痕，询个真也不真；待得月移星转，涕泪沾襟，责己未曾珍惜，当已晚也。痛之。

　　陶庵性情中人，有一语，亦颇有趣：“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是奇谈，也是真理。

繁华靡丽　过眼皆空（“陶庵”闲话之一）

Sun, 14 Jan 2007 05:58:24 GMT

　　初识张岱，在《湖心亭看雪》。白茫茫天地里，惟有“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小舟一芥，和“舟中人三两粒”。呆呆地读着，感觉不到知己间推杯换盏的惊喜，反倒有一种大寂寞，挥之难去。人生短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何处觅得陶庵及金陵痴客，也于人鸟声俱绝的湖中，同饮三大白呢？

　　再度邂逅，在《西湖七月半》。人皆看七月半之月，陶庵则观七月半之人。楼船箫鼓，声光相乱，名娃闺秀，名妓闲僧，身在月下而实不见月。待得游人归去，月如镜新磨，真赏月者却无几人。至若“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令香入清梦者，更寥之又寥。

　　于是想知道张岱其人其事。于是开始读《陶庵梦忆》。于是方知，这一位半生靡丽半生萧条之人，其真与痴，其痛楚与寂寞，竟是如此厚重，如此触目惊心。

　　自序中说，当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时，他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非但心之有悔，分明消磨尽生之欲望，以致于身体的自我放逐与自我折磨。“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用后半生的苦行，去赎前半生锦衣玉食之罪愆，这又是怎样一种忏悔呢？

　　只是，不明白陶庵因何而悔。何谓痴？痴乃情深，乃执着而无怨无悔。读《陶庵梦忆》一书，觉世人难有如张宗子情深者。精舍美婢，华灯烟火，梨园鼓吹，古董花鸟，兼以茶淫谲谑，书囊诗魔，确可以说是纵情声色狗马之好了，“少为纨裤子弟”本是他的自白。然对于山水茶月，琴曲书画，事事倾力，艺艺精通，却不是通常的奢侈富贵所可以涵盖的――只是为了一份富足，为了一份夸耀，而缺乏忘我、忘得失的超功利心境，何来这一份清明虚灵的生命？难道不可以这样说，在他艺术化考究之极的享乐生活里，沉淀积累着个性的清澈与情感的深度，使他得以在旦夕存亡、改朝换代之际，散尽所有，不图保全，为《石匮书》的完成而存活于世，不失遗民气节？

　　同样，读陶庵之梦忆种种，也很少感觉到其于因果报应意义上的“悔”。黄裳先生说，梦忆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士族大少爷的忏悔录”，陈万益先生则认为张岱是“假托佛教因果报应说自我宽解，对于过去的繁华，不仅没有自我责备的意思，还不时流露依依之情”。我却觉得，世事骤变，人力难为，陶庵不同李后主，不必以是否具“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来看他。自序中说：“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这一句，让人低回不已。台静农先生将张岱的文字比作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总觉水墨滃郁中，有一种悲凉的意味，却又捉摸不着”，同感。

　　前尘往事，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悲悼吧。

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西厢》重读之五）

Sat, 26 Aug 2006 14:24:42 GMT

　　长亭一别，人间天上。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所幸的是张生有梦。

　　四围山色中，莺莺无语归萧寺；一鞭残照里，张生凝愁宿草桥。于是一片迷离梦事，《西厢》就此作结。何必要传捷报，何必要叙团圆，人世间多少事不可预知，不可强求，况且幻灭，又有多少不是由执着带来的呢？金圣叹先生，可谓通透之人，将《西厢》的终点指为“惊梦”一折。也是，既有了待月西厢的相怜相惜，之后的五花官诰七香车不过蛇足而已。

　　金先生说：何用续，何可续，何能续？

　　人曰：今偏要续。

　　金曰：我便看你续。

　　金先生把最后的一本四折，看成是闲人俗人的无聊之续，“章则无章法，句则无句法，字则无字法”，贬之贱之若此。

　　将最后一本与前四本比照，似有三大错迕：

　　人物――

　　金先生恨得咬牙切齿的，是莺莺少了相国小姐的矜持与雍容，与张生离别半年，不胜啧啧怨怒。他认为莺莺是最解功名事，且最重功名事的，不该“空床难守，淫啼浪哭”。言语下得有些重，殊不知长亭送别时，莺莺就曾说过“只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坐两下里”这样的话。

　　比较赞同金先生对郑恒这一人物的看法。他认为，郑恒一角，不过是夫人赖婚所需的铺垫，没有必要非将此人物，拉至台前寻闹一番。这一人物的出场，既未点染莺莺，也未发挥张生，之前并无此人，此时偏要写他是个恶人，无理。关于描画人物，金先生有一番妙论，他说《西厢》笔墨，俱是写张生莺莺二人，“此譬如写花决不写到泥，非不知花定不可无泥。写酒决不写到壶，非不知酒定不可无壶。……有时亦写红娘者，此如写花却写蝴蝶，写酒却写监史也。蝴蝶实非花，花必得蝴蝶而愈妙。监史实非酒，而酒必得监史而愈妙。”至于郑恒，显然多余了。

　　情节――

　　前一场莺莺点捡物品，寄与张生，说这汗衫，这裹肚，这袜，这琴，这玉簪，这斑管，逐件逐样，是如何表情；后一场张生收到物品，又清点这汗衫，这裹肚，这袜，这琴，这玉簪，这斑管，逐件逐样，是如何会意。琴童气喘吁吁地来回奔波，却不曾增得崔张二人一毫颜色，两折戏确实可有可无了。

　　何况情节中还有若干不周全处。比如郑恒跟红娘说：“与了一个富家，也还不枉，与这个穷酸饿醋，偏我不如他？”红娘居然也不提张生及第之事。而后郑恒见夫人，却又撒谎说眼见着张生中举后被卫尚书家招赘。再如张生官授河中府尹，杜将军也提调河中府事，不免落俗。

　　最最不忍的是郑恒的结局。莺莺嫁与张生，郑恒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触树身死，让相国宅里喜事丧事同时做，何苦来着？

　　语言――

　　前四本的语言，吟之齿颊留香，后一本总体确不如前。仅举一例对白：张生兴冲冲赶来团圆，莺莺问罪说：“张生，俺家有甚负你？你见弃妾身，去卫尚书家为婿，此理安在？”其人也好，其文也好，何来镜花水月、鸿爪雪痕之灵气呢？

　　金先生对最后一本的批点，虽说不乏刻薄，但就为人为文，确给人不少经典启示。莺莺相思中，腰细不胜衣，其中有一段曲辞【挂金索】：

　　裙染榴花，睡损胭脂皱。纽结丁香，掩过芙蓉扣。线脱珍珠，泪湿香罗袖。杨柳眉颦，人比黄花瘦。

金先生批道：渠意岂谓叠用榴花丁香芙蓉杨柳黄花等字，便算绝妙好词耶？一何可笑。

　　平心而论，第五本中亦有联翩好句好文，金先生不忍相没，也确实没有视而不见。我在阅读时，时时赞叹金先生的眼光，也常常惭愧自己的审美觉悟。莺莺送别琴童时，有一段唱，其中有“他归期约定九月九，已过了小春时候。到如今悔教夫婿觅封侯”，金先生“恨恨无已”，我却以为不错呢。

　　无论从上述人物、情节、语言，还是从杂唱之体例，最后一本为另人所续，还是十分可能的。

　　只是，当舞台上灯光亮起，张生携众人到得台前，唱起一曲【清江引】，“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团聚。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凭这一结句，这第五本就来得值！

　　就这一句。　　

　　掩卷，西厢远去。薄薄的一个册子，伴我过了一个假期。也许很长时间不会再翻这个本子。有时候，我们会为一个场景，一只曲子，想起一段往事，不知道以后我会不会为“西厢”二字，想起一段情绪。

　　这个系列，写至后来，已有些索然。只是想着，写完五篇。

　　记起一位朋友关于看风景与看热闹的预言，想到近日的点滴，颇觉无趣。总是觉悟太晚。

　　一个链接，共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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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然宛转从娇女（《西厢》重读之四）

Thu, 24 Aug 2006 15:19:24 GMT

　　林花打趣说可以做个老夫人版的“西厢”，戏说下夫人年轻时与崔相国的恋爱故事。主意不错，可惜笔力不够，难以实践。翻遍“西厢”，未觅见夫人青春模样，推衍的依据阙失。溯及元稹的《莺莺传》，也只说夫人乃张生的远房姨母，这桩姻缘也算亲上加亲了，只是有始无终。而且小说里的崔夫人更是单薄，既没有拷问红娘，也未曾长亭设宴，如果张生有意聘娶，估计也会是水到渠成的事儿。记得小说里有这一情节，张生与莺莺同居一月有余，向莺莺问起她母亲对此的态度，莺莺曰：“我不可奈何矣。”这是一句让人不懂的话，究竟是莺莺陷入情网，无法顾及母亲的意见而“不可奈何”，还是她母亲已知木成舟矣而“不可奈何”，不得而知，不过崔母未成阻碍，却是事实。

　　几年前写过一篇关于《雷雨》中周朴园与梅侍萍的文字，说到三十年前，他们不是黄世仁与喜儿的关系，觉慧与鸣凤倒可以作为设想时的参照。为此，从周仆园飘洋过海的留学背景，从他们曾有过两个儿子，从周仆园的怀旧情结，还从侍萍归来后的欲认不认，借着旧衬衫上绣的梅花与“萍”字，硬是诱导周仆园冲开记忆之闸等，兜了一番圈子，自己觉得这不算戏说。“西厢”中关于崔夫人，可没有这么多的铺垫。夫人上场时，只是说：丈夫曾是当朝相国，不幸病逝；只生有莺莺这一女儿，十九岁，已许配给侄儿郑恒；身边还有一个男孩子欢郎，是崔相国“讨来压子息的”。如若戏说，大概可以从“压子息”上做点文章吧。

　　初读“西厢”，怨恨崔夫人的情绪多些。盖缘于她的“出尔反尔”，缘于她“把嫩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赖婚”模式，当自“西厢”始吧，元杂剧及之后的传奇，婚约在先、拜见岳母、岳母让以兄妹相称，成为了一种故事的叙述模式。此番重读《第六才子书》，则更多地注意到了老夫人的长者风范，悲悯情怀，尤其是禽犊之恩，感人至深。

　　暮春天气，是夫人让红娘陪小姐于前边庭院立一回，闲散心些。尽管金圣叹目此为作者“巧护双文”，以说双文并非擅自违逆女子不出闺门之训。然毕竟一片慈母心肠。

　　法本长老于道场上，假托张生乃自己亲戚，央求夫人带一分斋，本已是未请奏先做了主，有些忐忑，深恐见责。夫人云：“追荐父母，有何见责。请来相见咱。”分明一派慈悲心怀。

　　就“赖婚”一事来看，亦是无奈多多。

　　孙飞虎作乱，匆忙中夫人、长老与小姐商议。正恹恹春思的莺莺被惊得灵魂出壳，替母亲出的主意，一是将自己献与贼汉，以免一家性命之虞，也免佛寺遭到劫难；二是自己白练套头，寻个自尽，把尸体献给贼人，以绝了他的欲望。这些不免都是下下之策。倒是老夫人，无奈之下，想出计策：“如今两廊下众人，不问僧俗，但能退得贼兵的，你母亲做主，倒赔房奁，便欲把你送与为妻。虽不门当户对，还强如陷于贼人。”

　　看其他版本的《西厢》，第三条计其实是莺莺自己提出来的：“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倒陪了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接下来才有张生的鼓掌而上，莺莺的满心欢喜。

　　纳闷过为何《第六才子书》中这关键的一计不是出于莺莺，而是出于夫人。细想来，还是缘于金先生回护双文所作的改动吧。莺莺出此计，难免有故意给张生提供机会之嫌。至于将此转给夫人，加重夫人悔婚的错处，那就顾不上了。谁叫夫人只是文字中的“之乎者也”，或制药时的姜醋酒蜜呢。

　　夫人的态度确有让人狐疑处。杜将军带人退了贼兵，与张生相见，张生喜孜孜将好事告知，杜将军向夫人贺喜，夫人说：“老身尚有处分。”虽然对张生不失礼节，叫他不再住寺中，搬来家中书院内，但心意却已是不同。安排下家宴，红娘邀来张生，又请出莺莺，莺莺见草草的筵席，不似结亲席面，心下不安，果然听得“拜了哥哥者”，变了卦也。

　　可谁又能体谅夫人的无奈与委屈呢？

　　满腹愧疚无人知――

　　莺莺早有婚约，许得张生，本是毁约；仍归郑恒，却又悔了张生的婚。横竖是个出尔反尔了。且前约是崔相国在世时许下的，岂能轻毁？因此，金圣叹也说，“赖婚之事、之情、之理，自张生言之，则断断必不可赖。如云：‘非吾所敢望也，实夫人之许也。曾口血之未干，而遂忘于心欤。’……。若自夫人言之，则必断断必不可不赖。如云：‘非吾之食言也，惟先夫之故也。虽大恩之未报，奈先诺于心欤。’”金先生认为最后一本四折，非王实甫所作，所以后来的再许郑恒，就不在题目里了。

　　宴席上，忍着被张生抢白的羞惭，礼仪周全。

　　红娘话中半是谎――

　　慈母心细，见着莺莺语言神思腰肢体态，别有不同，唤来红娘问话。红娘伶牙利齿，却又不免避重就轻。红娘说是，与小姐夜里做针绣，闲聊到哥哥病久，于是向书房问候；张生牢骚满腹，怪夫人恩将仇报，于是打发走自己，留小姐宿于房内。这样，就不见了秋水眼波，不见了酬韵听琴，不见了简帖儿的来来往往，夫人仍被瞒得个什么似的，自好认输：“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便与了这禽兽罢。”

　　唯一的要求不过是要张生以功名为念，挣个状元，疾早回来。

　　声声怨得自家来――

　　问完红娘，夫人已做好嫁莺莺与张生的打算，让红娘唤得莺莺出来。满心的责怪与怒火，见着差答答的莺莺，全换作了四个字：“我的孩儿。”哭成一团。继而夫人说：“我的孩儿，你今日被人欺负，做下这等之事，都是我的业障，待怨谁来！”金先生于此批道：“真好夫人，真好《西厢》。我读之，一点酸直从脚底透至顶心，盖十数日不可自解也。”

　　我读之，一点酸亦自脚底透至顶心。谁家的女孩儿不是金枝玉叶呢？

　　唉，夫人。

寄书的颠倒瞒着鱼雁（《西厢》重读之三）

Mon, 14 Aug 2006 07:50:27 GMT

　　明清小说中，由丫鬟充当闺阁内爱情导师的，并不鲜见，“三言二拍”中的碧云、春儿、贵哥、明霞之类，不知传递过多少的书信诗词。而这类形象，几乎都可以说是《西厢》中莺莺之婢女红娘的翻版。只是，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繁荣所带来的传统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被颠覆，使得这些形象的心态与作为，有别于红娘；然尽管如此，仍可以看出《西厢》模式对才子佳人题材的小说戏曲的影响。

　　唐代传奇《莺莺传》中已有红娘，只是面对张生的求助，只会“惊沮，腆然而奔”，至多也就是捎带了崔张的两首《春词》及《明月三五夜》，远不如王实甫笔下的知冷知热。元杂剧中其他作品的同类形象，也不及《西厢记》里的鲜活。

　　在金圣叹眼里，《西厢记》只为写得一个人，这个人即是双文。而为了要写此一个人，便不得不又写了其他两个人：张生和红娘。他说，“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比如药，张生是病，双文是药，红娘是药之炮制”，至于夫人、法本、惠明等人，不过文字中间所用的“之乎者也”，或者炮制药时，所用的姜醋酒蜜而已。

　　为了使读者明白这一点，金先生提醒尤需关注几段情节：

　　一是“借厢”，看红娘如何“峻拒张生”。

　　张生自从庭前一瞥，耿耿于怀，通夜无眠，天明即入寺借厢。与法本长老座谈间，红娘来问斋事，令张生不禁赞叹“好个女子也”。只见她“大人家举止端详，全不见半点轻狂。大师行深深拜了，启朱唇语言的当”，惹动得张生心驰神荡：“我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我不教你叠被铺床。”灵幻之文，哪里是写张生迷了心窍，分明是说红娘不是叠被铺床之人物，红娘早是一位小姐呢；而丫鬟已是小姐，则小姐又是何等样人物呢？想起两句诗，一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曰：“最好莫过十四夜，留得一分到明宵”。

　　正是这位“小姐”，当张生自报家门，言“不曾娶妻”时，凛凛然对曰：“先生是读书君子，道不得个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今后，当问的便问，不当问的，休得胡问。”于此，她所跟随的双文之正大与光明，亦可见矣。

　　二是“琴心”，看红娘如何“过尊双文”。

　　夫人请宴，让莺莺拜了张生哥哥，从而使两处心思，均落了空。红娘仗义，建议张生隔墙弹琴以诉衷曲。“琴心”一折，未成曲调先有情。红娘云：“小姐，你住这里听者，我瞧夫人便来。”红娘知小姐有心有意，然不知在老夫人如此安排之下，莺莺能为张生着想到什么程度，故而避开，让莺莺独自品赏高山流水。当悄悄听着了莺莺对母亲的抱怨，听着了莺莺“怎得个人来信息通，便道十二巫峰，也有高唐来梦中”的期盼，红娘想好了自己可以做个怎样的药引子了。

　　三是“拷艳”，看红娘如何“切责夫人”。

　　金圣叹说起与斫山先生于二十年前，无聊时打赌比试，各说所经历的痛快淋漓之事，并洋洋洒洒追记些许。其中有：阔别十年的友人抵暮忽至，问候未毕，赶紧入内讨好地问妻子，可否有钱供酒，妻子欣然拔取头上金簪，作成三日酒钱，不亦快哉；饭后无事偶尔翻出亲朋的数十百通借条，借者有存有亡，但已不可能归还，一把火拉杂烧之，不亦快哉；无意中捡得故人手迹，不亦快哉；关门开水洗三四癞疮，不亦快哉；诸如此类。最后说，这些快事，均不如红娘口中言，深恨二十年前不曾以此向斫山举例。

　　红娘在夫人前，侃侃然，不遮掩，先将“他两个经今月余，只是一处宿”告与夫人，并说：“他们不识忧，不识愁，一双心意两相投。夫人你得好休，便好休，其间何必苦追求？”继而指出，“此非干张生小姐红娘之事，乃夫人之过也”。过之一，失信于人；过之二，既不允亲事，不合留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窥伺。如若夫人追究，则辱没相国家谱，告到官司夫人亦先有治家不严之罪。终使夫人认了这门亲事。

　　红娘真是个锦心绣口的聪明人儿。可聪明又何曾不被聪明误呢？

　　寺警解除后，她喜孜孜地奔前跑后，自以为懂了夫人。她去请张生赴席，张生问：此席为何？可有别客？红娘自说自话：“第一来为压惊，第二来因谢承。不请街坊，不会诸亲，不受人情。避众僧，请贵人和莺莺匹聘。”

　　可谁曾想，夫人云：小姐近前来，拜了哥哥者。

　　遵小姐之嘱去探望张生，自以为懂了莺莺，于是劝导张生写信，并向张生打保证：“我将舌尖上说辞，传你简帖里心事，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儿。”

　　谁承想，小姐云：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样东西来？

　　红娘呵，红娘，实在是你的不是呢！你可以待张生如座主之于门生，却怎么可以自以为见过了隔墙酬韵、夜阑听琴，就能以往常不同之神色面对莺莺呢？这就好比前番恭谨之侍者，忽一日眨着眼睛对主人作态：你那点子事，我也知晓呢！

　　你实不该轻揭暖帐嗔她懒。

　　莺莺见红娘难免生疑，如行不行以行也，如笑不笑以笑也，如言不言以言也。难免会猜疑她与张生两人嘀咕了她什么。

　　带着那封“回绝书”再去张生处，红娘是怨声载道，羞见江东父老。得知莺莺写的是“邀约书”后，又哭笑不得，且气且恼，直欲不再援手。发狠遥对莺莺说：“今日为头看，看你个离魂倩女，怎生的掷果潘安。”看着望墙兴叹的张生，撒气地说：“你怕墙高怎把龙门跳，嫌花密难将仙桂攀。”

　　只是，接下来陪着莺莺烧夜香，等着张生越墙而来的，还是红娘。

　　唉，红娘。